“7项新指标权重纠偏 政绩评价不再唯GDP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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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记者胡健从北京出发

张辉(化名)是首都有名的会议策划人，这几年策划了很多地方政府在北京的招商引资会，很多市县和个别省政府也是他的客户，但今年张辉的生意明显淡了。

“年高峰期一个季度做了8次，今年只有一次。 现在政府的心情不同了。 ’张辉感叹道。 他告诉《每日经济信息》记者，地方政府以前花钱在北京举办投资推介会等，“即使他们招不到项目也可以交朋友”。

张辉说:“现在很多开发区还有空多块土地，政府也有招商的动力，但是给顾客(地方政府)打电话，得到的答案也很相似。”

“他们通常告诉我，一个是经费紧张，另一个是招商引资的效果更重要，而且还必须选择项目。 如果公司真的有投资意向的话可以直接去现场考察，一对一交流。 ’张辉摇了摇头。

地方政府心态的转变与绩效考核标准向综合化方向的调整密切相关，三公经费压缩等都有体现，但gdp色变淡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确定的表现。

《政策决定》指出，全面快速发展成果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衡量绩效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保障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唯gdp论难以持续

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水平的总量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8%。 经济总量与新阶段相联系，综合国力大幅上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这个指标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官员晋升的最大“垫脚石”。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快速发展改革研究院一位副研究员告诉《每日经济信息》记者，地方政府企业化趋势愈演愈烈，gdp、投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等各种经济指标逐步分解发放或变相发放。 为了完成这些经济指标，一些党政工团一齐动员起来，有些层层审查。

gdp水分也有发生，根据过去的数据，自1985年国家和地方分别计算gdp数据以来，地方统计总和始终高于全国gdp总量，“1+1>； 在2”的局面下，而且差额有增加的趋势。

例如，2009年各省gdp总值超过全国2.68万亿元，、年地方gdp总值超过全国总量5.76万亿元。 根据简单的估算，今年全年31个省区市的gdp总量将超过全国总量至少达到6万亿元。 也就是说，广东省会增加一个。

地方政府对gdp的单方面追求会产生一系列弊端。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依靠行政资源的垄断可以维持gdp的快速增长。 例如，在土地资源分配方面，某省会城市采用全省1/3的土地指标； 中部某省96%的用地为县级以上和省级产业集聚区，小城镇用地指标仅占4%。

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等也越来越严重。 我国开始越来越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强调经济快速发展方式的转变，越来越强调稳定增长，转变方法和调整格局频繁出现在高层谈话中。

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衡量绩效的偏向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增长提法已经处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提到了包容性增长。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快速发展改革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快速发展与改革蓝皮书》中表示，增长是客观的，可以用稍微具体一点的指标来衡量。 众所周知，通过gdp明确经济增长的速度，快速发展有一定的主观。

蓝皮书认为，像某些国家和地区一样，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但随之带来了生态系统破坏、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比较经济增长和随之而来的问题，“有无增长”是迅速发展的。

增加生产能力过剩等7个指标的权重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一点点过分重视‘GDP’数据，不惜牺牲环境破坏，制造假货。 这样的“GDP”没有意义，是不可持续的。 ’G20和新兴国家快速发展战术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张其佐说。

张辉是“局外人”，对此也有很深的了解。 “以前地方政府给我开介绍会的时候，我问过他们的意向公司，回答的宗旨基本上是意向公司，投资潜力越大越有意向，可以讨论哪些产业、哪些项目、以及需要那些手续。 ”

根据上述蓝皮书，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主导”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 因此，政府在快速发展方法变革中的推动力不容忽视，政府观念的变革也尤为重要。

“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严酷现实和方法多样的舆论传播，使各级政府、公司、公众认识到快速发展方法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根据蓝皮书。

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决定》确定了在快速发展成果评价体系中加大资源消耗等7个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等民生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快速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对此非常认可，指标体系设置必须全面反映经济、社会、人的全面快速发展，不能单方面以经济指标考核干部，考核标准不仅要看数字，也要看数字，“干部出数字”、“数字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育研究部副主任孙晓莉教授表示，要全面准确地履行政府职能，政府职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履行。 换言之，他们能否实际在工作中实现转变是决定政府职能能否转变的重要因素。

她说，《政策决定》提出的快速发展成果评价体系，以及暗含的干部人事制度是重要的指挥棒。 一旦这一点得到调整，自然和人的行为就会发生对比性的变化。

孙先生还介绍说，实际上联合国也有hdi这一指数。 也就是说，以人的教育水平、平均寿命、人均gdp等为衡量尺度，比单纯用gdp衡量要科学合理得多。

政府观念的变革可能意味着一系列资源分配的优化。 蓝皮书称，陕西近年来确定新增财力的80%用于医疗保险、教育、移民搬迁、保障性住房建设等。 政府的这种方法，在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功能，为大众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为产业结构调整、贫富差距缩小、内需扩大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