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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清晨,当一缕阳光冲破云层时,沉睡的北京市已经苏醒。 大街小巷车辆往来频繁,寒冷空气氛中夹杂着喜悦。 今年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天气于前一天下午结束。

和往常一样,国务院国资委副部长级干部赵华林总是很早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查看当天的环境类信息。 虽然离开环境系统已经三年多了,但每天关注环境热点信息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紧挨着他的桌子有一个大书架,里面摆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和证书。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原环境保护部授予他的“从事环境保护事业30年”的纪念徽章,纪念徽章的旁边还立着原环境保护部工作时的照片。

谈到环境保护,赵华林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他告诉《每日经济信息》记者,自己是新中国的第二代环保人士,但几乎所有与环境保护事业有关的重要事情都参加了。 也就是取缔进口外国垃圾,以环保专家身份参加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推进公司达标排放,经历松花江流域污染,绘制中国减排路线图,以技术集团领导人的身份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

“每经记者独家专访环保重大改革亲历者赵华林:揭秘从入世谈判到PM2.5纳入考核背后的故事”

用赵华林的话来说,改革很难,但效果也很明显。 “环境保护事业是我的第一职业,也是我一生都不会放弃的职业。 ”

1957年出生于河北张家口的赵华林,1989年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当时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后,赵华林成为了第一个参加考试的公务员。 通过这次考试,他以北京市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所技术副所长的身份,成为了当时国家环保局污染控制司固体废物管理处的公务员。

赵华林经过记者李彪的拍摄

“当时环保行业的要点是关注水和大气,固废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门的部门,但后来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部门之一。 ”

据赵华林介绍,20世纪90年代,北京一位大学教授偷洋垃圾来到北京,成为因洋垃圾污染被捕的第一人。 为了控制海洋垃圾污染问题,中央成立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环保局、海关总署等9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这些洋垃圾是从青岛登陆的。 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 那时,我们总是凌晨3点向有关部门摘新闻,压制违法者,严厉打击管理进口废弃物。 从而建立了防止进口洋垃圾的法律和管理制度。 ”

赵华林表示,取缔外国垃圾进口提高了全社会对固体废物管理重要性的认识,1995年10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全面固体废物管理启动,堵塞我国外国垃圾进口

当时赵华林还负责推进化学品的环境管理工作。 这个时候,他面临着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中国对化学品进口的环境管理措施已成为欧洲一点国家阻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借口。

赵华林表示,化学品进出口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大,1994年5月,原国家环保局化学品登记中心正式成立,中国开始建立化学品审查制度。 国际上也围绕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进行了《斯德哥尔摩公约》、《鹿特丹公约》的谈判,对化学品进出口国际贸易采取了事先的知情同意手续,提出了12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禁用。

“但是,我们过去非常抵制化学物质的环境管理。 欧洲8个国家共同向我国全国人大发出文件,要求取消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规定。 这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所以试图阻止其加入世贸组织。 ”赵华林说。

当时是中国“复关”谈判的关键时期,作为“中国入世实务集团”的成员之一,赵华林计划与欧洲8个国家就化学品进口管理进行谈判。 虽然精通英语,但赵华林还是要求安排最好的翻译。 “在那样的场面中,有必要表现出愤怒和失望等细微的感情变化。 ”

赵华林说:“当时,我和这些国家的谈判代表一起参加了联合国关于化学物质的国际贸易和环境管理公约的谈判。 欧洲一个国家的代表以前谴责中国,说中国的化学品进口不实施环境管理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现在开始严格管理了。 你们又别管我们了,影响了国际贸易。 到底中国应该对化学物质的出入环境进行管理还是不应该进行管理? 他们听了之后就不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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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印发了《国务院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政策决定》,正式提出了“一控双达”的要求。

“一控”是指控制污染物总量,要求到2000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本辖区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排放总量指标内。 “达到双重标准”,是指工业污染源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空气体和地面水用丝带达到国家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

“开始起草这份文件的时候,有人说这是环境保护部门的事件,也有人说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在迅速发展,但不能说这是环境保护部门的事件。 最后以国务院的名义提交了文件。 ”。 赵华林说。

1998年,赵华林离开常年工作的固体废物管理处,调到国家环保局污染管理司综合处担任处长。 其中分配给他的业务副本之一是实行“一控双重达成”推进业务。

赵华林这样说道。 “我当时认为,工业公司达标是公司进入21世纪的绿色通道,没有这条通道就不能通过,意味着关闭,功能区达标是城市进入21世纪的绿色合格证。 那时,环境保护首次作为国家级战术与经济、社会相联系,首次进入国家快速发展的主战场。 ”

2002年,赵华林开始了3年的援疆生活,2002年5月至2005年6月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保局副局长、党组织成员。 虽然只有三年,但赵华林似乎有着说不完的经验和故事:在新疆70多个县市制造有机食品,帮助当地公司清洁生产改造,节约价格数千万元,屠宰公司停止了饮用水源地附近十几亿元的投资项目等。

赵华林讲了一个小插曲,说环保局从事“一控双重达标”业务时关闭了宁夏的污染造纸公司。 在他援助疆期间,这家企业的广告主又想在新疆建设类似的造纸厂,赵华林笑着说:“污染公司又来摸我的手,但当时我坚决不批评。”

在新疆工作,赵华林经常和环境保护总局( 1998年3月由国家环境保护局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前的同事交流。 2004年前后,水污染对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淮河10年投入600亿元使水质回归原点”的信息沸腾。 赵华林记得很清楚。 当时,社会质疑环境部门没有做好水污染治理。

援疆回来后,赵华林开始担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污染防治司副司长,负责水污染防治工作。 “当时有点想。 因为管理水最麻烦,所以容易“被脊梁骨刺穿”。 之后,我决定慢慢接受工作。”

承接水污染相关业务后,赵华林从淮河治水中吸取教训,提出治理淮河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公司的共同责任。 环境保护部门是监管部门,第一是对淮河的管理进行规划、协调、评价、监督、考核。

“当时,许多地方不重视环境保护,淮河管理规划任务完成率很低。 建议对他们进行审查和评分,包括污水解决厂的建设打多少分,工业污染治理打多少分,领导重视多少分,向国务院报告多少分等。 ”。 赵华林说,当时的领导人认为这个方法很好,但之后开始起草并提出审查方法。 地方政府开始着急,因为“慌张”,开始强迫他们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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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小时的采访中,赵华林反复提到的一年是2006年。 这年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年4月召开了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十五”期间国民经济计划明确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但环境保护没有达到相关目标,第一是二氧化硫和cod (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都没有达到减排10%的目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所有的环保人士都不会忘记这汗津津的一幕。 ’这是赵华林回忆当时大会时心情的描写,他收敛了笑容,表情严肃。 他从2008年10月开始担任环境保护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后,仍然面临着很大的工作压力。

“总量削减无论是最好还是困难,都是来自地方的报告数据。 例如,今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报告为100万吨,明年报告为90万吨,则减少10%,计算排放多少并不容易,准确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是环境保护行业的一大课题。 ”在地方工作的赵华林甚至知道,当时从一点地方报告污染物的减排量是参照周边地区的数据的。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当时提出的削减总量计算方针是“稀释基数,计算增量,确认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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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假设煤炭的平均硫含量为1%,多燃烧1亿吨煤炭,使其与氧气反应,则追加200万吨二氧化硫等,根据煤炭的燃烧量推算出新的二氧化硫排放量。 减少排放量的计算取决于工程。 例如,电厂设有脱硫设施,有多少机组、脱硫效率有多少? 前面的设施结合运转情况,将会在新追加的二氧化硫总量中减少一部分。

“正是这样,比较好地处理了根本的污染物总量计算问题。 总量减排账户关系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减排项目、结构调整。 污染物总量减排必须稳步转变快速发展方式,推进减排工程和结构调整。 ”赵华林说,结束“数字削减”给地方削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当时,一个省的环境保护厅长官说:“你们让我们这么死。” 为了牢牢督促地方,出台了4个减排评价标准和9个减排推进措施,整体构成了中国减排路线图。 “减排被认为是最困难的,排放量也不清楚,但现在很清楚,关系到环境的质量、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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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两年多的总量控制司司长后,年12月,赵华林担任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司长,并担任新职务到年10月。 也就是说,是《大气污染防止行动计划》(大气第10条)发表后的一个月。 赵华林也成为了大气十条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再次是污染防治司(以前叫污染控制司),赵华林的心情又多又杂。 当时,全国多云天气逐渐增加,北京空燃气指标达到蓝天标准,但pm2.5未纳入评价指标。 “北京当时有pm2.5的监测,但没有公布。 因为当时空气体质量标准中没有pm2.5的指标。 ’在全国范围内,许多地区还没有进行pm2.5监测。

“当时,‘十二五’环境规划中是否纳入pm2.5指标的争论非常激烈,北京以外的地区没有进行监测,数据不清晰,防治做法也不成熟。 当时在“十二五”环境规划中首先列举了预期性指标,不作为必须考试的项目,希望在5年后,成为“十三五”时列入考核指标。 ”。 赵华林表示,当时雾霾频繁,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国家修改了空燃气质量标准,将pm2.5纳入空燃气质量标准,pm2.5也纳入“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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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理这个陌生的pm2.5,成为了当时社会中争论最激烈的话题。 由被任命为大气十条起草小组技术小组组长的赵华林率相关专家组成的考察小组,特意去美国“求经”了20天。

在这次美国之旅中,赵华林详细了解了美国治理雾霾的全过程。 回国后写报告,提出雾霾管理任务虽然长时间困难,但也可以管理。 美国花了40多年处理雾霾问题。 中国彻底处理雾霾可能不需要40年,但可能需要20年左右的管理期。

“当时起草大气十条的压力非常大,那时也没能制定具体的(下降)指标,我们每天都在讨论和争论。 另外,大气紧急警报机制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人们多少担心停课或停产等会影响政府的形象。 ”赵华林说,在中央的大力指导下,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年,赵华林被调到国务院国资委,担任大公司监事会主席,但他对大气污染防治的关注和思考从未间断。 他认为,中国从根本上处理雾霾问题需要很长时间和艰苦的努力。 只有经济结构,特别是能源结构发生根本性调整,才能彻底处理雾霾。 “现在的根源还是污染物排放量太大了。 大气管理的根本是把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 近期以治标为主,包括加大环境管理力度,加强重污染气象应急措施、监督等。 治本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 是为了给治愈的便利性争取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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