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长蔡昉：1000万就业目标实现，农民工功不可没”

本篇文章1654字，读完约4分钟

经记者韩冰源金出生于北京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两年减少，但今年第三季度已经实现了城镇年新增就业1000万的目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有自己的意见。 他分析说，由于目前中国有两个就业统计系统，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统计计算农民工就业，“农民工为实现这1000万人的就业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蔡昉对《每日经济信息》记者说:“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明确这个目标是否是净增量的。 但是，很明显，进入我国实际劳动年龄段的人口在减少。 因为，这个新的就业人口的统计基础，一定是过去的失业现在又找到工作，重新进入劳动岗位，依赖农民工数量的增加。 ”蔡昉说。

农民工进城新增就业统计

我国就业统计有两个系统，其中一个只统计户籍就业，不纳入农民工的另一个统计系统是农民工监测调查，根据这个系统可以计算出我国离开本乡镇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只有1.6亿人。 这1亿6000万人构成劳动力的一部分，占35%，剩下的65%是城镇劳动力人口。

蔡昉表示，这两个统计系统有交叉部分。 也就是说，由于一部分农民工被地方公司吸收为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最初的系统也进行了统计。 也就是说，城市新增就业将农民工纳入计算。 因此，就会发生上述“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但是新城市的雇佣在增加”的状况。 例如，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新增就业人口中，12%~13%的比例为农民工。

“但是，这并不是坏事。 农民工被计入城镇新的就业人口，意味着他们受劳动法规制度的保护，可以享受相关的社会保障权益。 ”蔡昉说。

事实上，除了就业人口的增长外，对就业情况的监测还依赖于失业率、劳动力参与率等一系列其他指标。 虽然西方国家制定政策、评价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是调查失业率，但我国目前仍需要证明其继承了自古以来流传的登记失业率。

蔡昉说，许多人认为这个指标(登记失业率)不可靠。 理由之一是，其统计对象只是城镇有户籍的人口，占城镇就业人口35%的农民工没有被覆盖。 其二，很多人即使有失业登记的资格，但没有登记其三，城市登记失业率从2002年开始就几乎没有变化，和我们感受到的真正的失业情况有所不同。

相比之下，调查失业率既能覆盖所有劳动力市场人士，又能进行国际比较。 因此，包括蔡昉在内的国内许多学者呼吁尽快公布失业率的调查。 必须证明的是，相关部门也正在就此进行调整。

但是，进展不太顺利。 蔡昉说，最近有一个很小的非正式场合发表。 例如，去年李克强总理在英国《金融时报》上首次宣布中国城市调查失业率为5%。 据今年的提案委员会介绍，6月末全国31个大城市的城市调查失业率为5.05%。

蔡昉表示，实际上，国家统计局于1996年建立了劳动力市场调查失业率系统，但没有对外公布。 其理由如下。 “另一方面，我国的失业率曾经非常高，很多人放弃了原来的‘铁饭碗’。 另一方面，不同城市各省失业率变动较大，月度变动也较大，数字不稳定。 这是因为公布晚了。 ”。

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经济放缓为什么没有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蔡昉认为，必须搞清楚“我国过去的中高速经济增长靠什么？” 他指出，至少到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人口红利，丰富的劳动力打破了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经济规律(经济报酬递减)，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阻碍了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产生，由此中国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无法解释的逻辑中迅速发展。

根据上述逻辑，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经济规律将开始起作用。

“路易斯拐点，经过人口奖金的消失，要估算经济增长速度，就要看我们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有多大，生产技术进步有多大。”蔡昉评价说，gdp增长率下降到7.6%时，实际上生存要素过剩。 这是因为没有明显的失业可能性。

蔡昉的解体表明，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引发了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那么，如何改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呢？ 答案是“必须通过改革，依靠改革红利发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力提高的潜力，提高潜在增长率。”

“改革奖金的发放需要处理目前的许多制度性障碍。 ”蔡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