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专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 ：全面二孩政策成效仍需注意 人口规模效应不会立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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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李可愚经记者每个胡健经的毕陆名

根据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全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出生率12.43‰，这两个数据都低于年，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出生数和出生率“双降”。 另外，每年生一个孩子的人数为724万人，两个孩子的数量超过了一个孩子的159万人，达到了883万人。 这也是“全面儿童”政策正式实施以来的首次。

这些数据引起了各界的热烈讨论。 许多专家和读者认为，首次生育的中国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新生育的人口和出生率将来可能下降，中国即将迎来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大调整，将发生“人口变局”。

对此，《每日经济信息》(以下简称nbd )记者是长期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专家，特别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经济系教授冯可爱彬。 面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让我们来听听专家会做出怎样的评价。

nbd :不少人认为，2009年我国出生率和新出生人口“双降”，“全面的两个孩子”政策效果不如预期，对此有何看法？

冯可爱彬:“全面二胎”生育政策正式实施的那一年以后，新生儿的出生情况确实出乎了各方的意料。 但是，这只能说二胎政策的效果不如预期。 既不能说二胎政策失败，也不能说不应该实施“全面二胎”政策。

人口是缓慢的变量，“全面儿童”政策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注意。 现在我们已经有两年的数据了。 我觉得有必要再继续注意一会儿。

nbd :你认为影响出生率的其他因素是什么？

冯娄彬:除了政策，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出生率。 例如，女性进入职场后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实现，养育孩子的价格等。 在经济上，出生率下降也是一个规律的现象。 许多国家进入比较发达的阶段后，人口出生率基本呈下降趋势。

nbd :推行“全面儿童”政策对我国经济有刺激作用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经济方面能起到刺激的作用吗？

冯娄彬:“全面二胎”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应是存在的。 首先是刺激的费用。 例如，一个家庭多了一个孩子后，对婴幼儿用品的诉求就会大幅增加。 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有必要改善居住环境，把小房子变成大房子。 另外，还可以刺激以孕期、哺乳期为中心产生早期教育、育儿的整个产业链。 所以，这个政策可以进一步挖掘费用潜力，效果比较明显。

nbd :在“全面二胎”政策对生育率的刺激作用逐渐下降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开放生育政策，改为鼓励生育吗？

冯娄彬:如果“全面二胎”政策鼓励生育的效果确实减少，也不排除未来生育政策会进一步放开。 目前，完全开放应该一步也不会。 释放两个孩子后，也可以考虑释放三个孩子，但这都是“释放孩子”的范畴。

如果采取这些措施后出生率仍没有提高，就有可能转入鼓励生育的阶段。 这中间有一个逐步调整政策的过程。

nbd :目前很多人担心，如果我国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目前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可能无法承担，对此有何看法？

冯可爱彬:我认为这(生育的增加和社会服务水平)是一个交流的过程。 例如，随着孩子的增加，托儿所、幼儿园、学校有必要增加。 那就需要增加教育设施。 社会服务不能永远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

目前，释放两个孩子后妇产科医生、护士、床位、孕期咨询等服务的紧张似乎是客观存在的。 但这反映了我国整体医疗资源的紧张和不均衡，需要逐渐改善。

nbd :年生育率下降是否意味着我国人口高峰到来？ 如果人口高峰还没到，那什么时候来？

冯娄彬:新生儿数量和人口峰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口峰值是存量概念，新生儿数量是新量概念，不是一回事。

人口是“慢变量”，不能根据一年的数据仓促得出结论。 目前许多专家预测中国的人口趋势，通常认为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 最初的预测也认为中国将在2021年左右迎来人口高峰。 所以，虽说今年刚出生的婴儿比去年减少了数十万人，但也不能认为人口高峰到来了。

nbd :专家认为，中国生育高峰和人口高峰到来后，将面临人口减少的局面，失去中国经济的规模特征，你对此有何看法？

冯娄彬:首先，一国人口达到高峰后，必然处于下降态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中国经济需要这么多人口支撑吗，现在还不能自由得出这个结论。 人口高峰后人口减少，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其规模效应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人口规模的效应不是马上消失，而是处于逐渐变化的过程中。

当然，从长远来看，由于人口基数变小，中国经济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为了应对这一变化，我们必须由教育、创新驱动，一方面迅速发展和提高人口素质，另一方面提高经济的全要素增长率等进行套期保值。 所以，这是一个相互变化的过程，可能有风险，但没有人说得那么夸张。

nbd :人口高峰到来后，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发生劳动力短缺？ 会影响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吗？

冯娄彬:首先，劳动力短缺现象不是在人口高峰到来之后出现的。 中国现在发生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 这与我们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农业向工业转移的情况有关。 关于劳动力下降对中国经济的那些影响，要分领域、地区来看。 例如，劳动力下降会影响劳动密集型领域和制造业，还会影响建筑业和安全等对资本和技术要求低的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长建立在多因素的组合之上，劳动力的数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看到劳动力数量在减少，也要看到我国劳动力素质在上升。 大学生的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居民的整体教育水平在不断上升。 从长远来看，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 所以，我认为劳动力数量对经济的影响不能绝对化。

nbd :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所谓“人口红利”的因素有很大关系。 如果人口减少不可避免的话，为了中国经济继续顺利增长，我们必须采取那些措施？

冯彬: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减少是一个长期以来的趋势。 我们需要做的是，反复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从过去的依赖因素投入中，越来越多地依赖科技投入、制度供给、制度创新。 这些都可以长期支撑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没有国家能通过这样的方法永远增长。 到了一定的快速发展程度，人们会追求更好的生活，更高地判断自己的价值，对工资水平和员工文案质量的要求会上升。

目前，中国处于转型升级的“坎”，不依靠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的大量投入来快速发展经济，必须首先依靠创新。 在目前的情况下，至少在理念上放弃了这种方式。

nbd :有些专家认为出生率下降意味着人口高质量快速发展的时代即将到来，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那些措施确保人口高质量的快速发展吗？

冯娄彬:教育！ 人口问题的核心是教育！ 我们应该深化教育改革，使人人都能接受基本水平以上的教育，提高人口素质，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必须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对人口质量的影响也非常大。

nbd :现在很多人建议我国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开放移民政策，让全世界的人才移民到中国。 你认为这个处理方案可行吗？ 可能存在的利害是什么？

冯娄彬:我们离这一步相当早。 西方国家，例如德国等确实需要一定的劳动力，他们也是由移民引入的。 但是，如果观察这种方式，就会引起民族间的融合问题、文化间的融合问题等诸多问题，成为西方国家最棘手的社会问题。 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式。

nbd :一般来说，出生率的下降与老龄化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发力，应对“不发财变老”的冲击？

冯娄彬(现在不仅要关注人口总量的问题，也要关注人口结构的问题。 目前，我国人口结构问题依然突出。

目前出现的“未富先老”现象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晚年支出大幅增加。 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创造财富的群体变小，需要晚年的群体增加。 目前，国家正在研究延迟退休政策等对策。 这可以挖掘现有的劳动力潜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资金方面的压力。

二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将对养老产业产生较大的诉求因此目前的课题是如何促进该产业良性规范的快速发展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例如，鼓励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养老产业行业等。 但总体来说，目前我国养老产业质量还不高，经验也还不丰富。 今后，这方面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更多，在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促进养老产业的快速发展。

总而言之，养老体系的建设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消耗财富，实际上是在创造财富和价值。 不要把养老事业看成纯粹的支出，不能产生价值。 未来的养老可以产生巨大的产业链，也可以对国民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nbd :老龄化和低出生率重叠的结果，年轻人晚年的负担变大了。 有人被总结为“421”晚年模特。 也就是说，一个年轻人将来必须赡养父母、祖父母、祖父母等6名老人。 你认为应该如何完善养老体系建设，减轻民众养老负担？

冯娄彬: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一方面国家应该更加重视养老保障方面的建设。 但是，养老不仅包括政府支出，还包括整个养老产业链的建设，还包括养老社区、养老医疗、养老健康指导等方面的物质保障。 也有老年人的精神诉求、经济诉求，这些因素形成了巨大的养老产业，需要政府、公司、社会各方面的努力。

另外，在养老资金方面，必须采取措施鼓励年轻人为将来多储蓄。 另外，国家当然要提供基本保障，但如果想要更高、更好的水平，就需要自己储蓄、投资，公司也可以建立员工养老金计划，形成多支柱的养老资金保障体系，养老希望全部寄托在国家提供的基础养老保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