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建议明年货币政策不宜过于激进 银行信用风险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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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记者胡健从北京出发

昨天( 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发布《金融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书展望了全年金融快速发展的各方面前景。

蓝皮书主编、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告诉《每日经济信息》记者，不要采取激进的扩张措施，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明年的利率下降和下调都有可能发生，但着眼点是降低融资价格和综合配套改革。

蓝皮书指出，从去年9月底至今，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连续12个季度“双升”，而且目前的不良贷款率数据可能被低估了一点。 有必要关注银行信用风险。

货币政策不能过于激进

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较为严重的下行压力。 蓝皮书指出，要继续贯彻“在稳定中求前进”的总构想，将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左右，面对通货紧缩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可能需要采取措施在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加强一点刺激力度。

具体来说，王国刚表示，m2预期增长率可能在14%左右上升，突破13%的限制，新的贷款规模可能突破11万亿元左右，也就是10万亿元的限制，保障贷款增长率维持在14%左右。

蓝皮书表示，预计明年美国经济将进一步回升，与此相对应，美元走强将影响各国和地区经济走势的欧元区和日本衰退尚需时日。 特别是，地缘政策的因素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但是，最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有助于抑制全年的全球通货膨胀，这为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 王国刚刚说过。

王还表示，在cpi持续下降的条件下，如果cpi增长率在1%左右，则有可能将存款基准利率下调一次左右，从而降低实体公司的融资价格。 在国际收支盈余减少的条件下，为了缓解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压力，有可能再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但在“新常态”运行中，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在中高速区间展开，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将得到提高。 在这种背景下，蓝皮书指出，我国不应该采取激进的扩张措施，而应该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12月的ppi比去年同期为-2.7%，是近一年半来最大的跌幅，连续33个月负增长。 生产资料价格比上个月大幅下跌0.6，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矿开采业价格持续大幅下跌趋势。

交行报告预计，ppi负增长势头短期内难以逆转，这一ppi负增长已创近30年工业行业通货紧缩的最长期。

王国刚刚认为，降息的作用在于对冲实体经济融资的利率价格，中国的物价下降不是直接由货币原因引起的，产能过剩导致的价格下降只能靠货币宽松，不能处理实质性问题。

蓝皮书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在运用货币政策开展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关注的重点应该从短期金融稳定转向长期金融稳定，为了避免金融风险救助产生道德风险、金融稳定过度依赖中国人民银行、损害中央银行的信用独立性，应采取过度、广泛的直接干预措施

需要关注银行信用风险的上升

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766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749亿元。 不良贷款率为1.16%，比上年末上升0.17个百分点。

只看上述数据的话，并不特别担心银行领域的信用风险。 无论如何，以国内历史和其他国家的银行领域为对象，1.16%的不良贷款率也处于相当温和的水平。

但蓝皮书表示，稍加结构和动态分解，信贷风险快速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可能并不那么乐观。 受国内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结构调整持续推进等因素的影响，部分领域、部分地区的信用风险暴露仍在持续上升。

从年9月底到现在，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连续12个季度“双升”，不良贷款率从0.9%上升到了年9月底的1.16%。 不良贷款余额从4078亿元上升到7669亿元。

在变化率方面，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在过去3年基本维持在15%以上，自年第三季度以来超过20%，逐渐加快，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速达到36%。

同时，目前不良贷款率的数据可能被低估了。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告诉《每日经济信息》记者，由于五级分类方法存在模糊性，在实践中，实际形成风险的瑕疵贷款(如逾期90天以内)不被视为不良，暂时被列入关注类贷款。

他还指出，在监管当局严格控制风险、银行绩效评估与资产质量高度相关的现实条件下，银行一线也存在一定的粉饰资产质量动机。

另外，银监会发布的统计数据只涉及商业银行，不包括许多(目前超过2000家)尚未改制的信用合作社，这些机构的资产质量应该远远低于商业银行。

综上所述，在整体风险依然可控的情况下，一些地区公司倒闭，企业广告主寻找“退路”的现象抬头。 特别是在微型公司行业，由于银行大量采用联合担保贷款制度，一家公司违约容易产生连带负面效应，导致风险扩散和上升。

“目前，周期性领域、产能过剩领域和微型公司信贷行业，风险状况应特别警惕。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风险价格的大幅上涨，一些地区的银企关系开始明显恶化，这越发强化了“融资难、融资高”的难题，短期内难以有根本的处理之道。

蓝皮书指出，当前信用风险的上升主要来源于实体经济的转型调整，具有一定的体系特征，仅靠商业机制不能比较有效地处理，应通过宏观底撑和风险分担机制的创新来降低风险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