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资深媒体人曹景行：恢复高考的决定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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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可愚每经陈旭

1977年8月4日，刚回归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办了科学和教育实务座谈会。 在会场充满期待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面前，邓小平用他的决断和魄力，做出了改变时代的决定。 “今年必须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不推荐大众。 我认为从高中直接招生可能是快出人才，快出成果的好方法。 ”

接下来的10月21日，中国各大新闻媒体宣布恢复高考。 同年12月，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冬季高考承载着570万考生的希望正式开始考试。 这些考生中有在安徽省黄山农场扎根近十年的上海知青曹景行。 而且，他也在两次高考后，考取了全国复旦大学，在国家命运的大转折中实现了个人命运的大转折。

40年过去了，今天的曹景行已经成为各界广为人知的知名媒体人。 恢复高考的决定，是如何改变了他的一生的？ 前几天，他就这个话题接受了《每日经济信息》(以下简称nbd )记者的采访。 曹景行表示，恢复了高考和之后的大学经历，使他一生受用，那个年代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生活也成为高山仰天的巅峰。

重新开始高考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

nbd :关于恢复高考的经过，你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和现场采访。 恢复大学入学考试的决定过程中，有至今为止印象深刻的细节吗？

曹景行:关于恢复高考的经过，我很介意。

十多年前，我在凤凰卫视口述了两年的历史。 因为我是学习历史的，所以必须多次亲自采访口述历史。 那时，我有机会采访了恢复高考决定的当事人和首要角色。 例如，我们还采访了后来成为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以及当时的教育部长。

我们当时口述历史的采访过程很长，讲得很细致。 随后，刘道玉出了文集，并征求了我的意见，把我们节目的影印版放入文集。

在这次采访中，有一个细节给了我非常深的感动。 刘校长详细叙述了当时本来要召开一个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会议，但是在召开这个会议时，没有谈到“恢复高考”。 由于当时大学的招生已经安排好了，这次会谈是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具体落实的问题。 当时高校招生工作继续进行“工农兵招生”，贯穿始终，不谈改革。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了邓小平回归工作的事件。 我想如果这件事晚了半个月，1977年可能就没有恢复高考了。

需要注意的是，当年邓小平复出后，自己寻求分配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行业。 如果他负责其他工作，比如经济工作。 那我想他也不一定直接来抓这件事，参加这个会。

如果它晚开了半个月，邓小平恢复求职晚了半个月，那一年的招生工作已经定下来了，那一年有恢复高考的变革吗？ 当然，高考迟早要恢复，但不一定和我们组有关。 对1977年已经30岁的我来说，我决定重新开始高考并直接受益。 因为1977年和1978年两年的高考，我参加了。

所以这些偶然性的东西在1977年聚集在一起。 邓小平恢复工作半个月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主办这个会。 从这次会议本来的议题来看，也没有确定重新开始大学入学考试。

我问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时，他说开这个会议是按照原来的程序。 是三天的会议，两天多的时间过去了，会议一直在谈论其他事件，而且照着原路办。 我觉得刘校长很着急。 因为他正准备抓住这个机会，提出重新开始高考。 因为不处理高考的问题，所以说其他问题也没有意义。 怎么提出恢复高考的问题？

这个座谈会的第三天下午，提出了“恢复高考”的问题。 当然，参加会议的人想改革，所以调查他们找来的人，比如温根凯，安全性，他们想推进改革。 但是，当机会即将过去的时候，他们想在最后半天提出恢复高考。

当然，我认为在这最后半天谁提出恢复高考并不重要，但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在听刘校长的话时，说我自己很感动。 邓小平晚回来会怎么样？ 如果邓小平不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会怎么样？ 如果会议最后半天的机会没能保住会怎么样？ 当时的教育部还是原班子，这件事过去了会怎么样？ 在创造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我也感到自己很幸运。 邓小平这次的决定确实改变了我们。

改革开放现在通常被认为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高考的恢复比正式的改革开放要早。 所以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铺垫。 具体到重新开始高考的时候，这个“先发制人”就很有意义了。

通过两次大学入学考试后考上了大学

nbd :而且，如果把焦点放在你个人身上，当时你是怎么收到重新开始高考的消息的？ 你体验过的恢复高考的全过程是怎么样的？

曹景行: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对我来说很平静。 因为我没想到去乡下时间长了，有机会上大学。

我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去了家乡。 1965年，应该是在准备高考。 但是，那时大家都没有做准备，都说要破坏原有的教育体制。 应该说高中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把大学入学考试当作问题。

所以，后来宣布取消高考的时候，我们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件，直到下乡。 在去乡下的过程中，没想到自己有机会上大学。 因为有家庭背景的影响。

那时我们看到周边连队有大学毕业的人，当然有点羡慕，但我知道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所以，我决定稳定地呆在农村。 如果有回城市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工人。

到了1976年，大家都觉得气氛变了，具体地考虑着那些事情的变化。 当时传出了重新开始大学入学考试的消息，之后还发送了正式的文件。 我周围的人都动了起来，但我记得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因为我当时很老，大概30岁了，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了。

但是，看到周围的朋友都在动，大家都在一起复习。 这个复习状态很有趣。 因为我没读那么多年书，所以不管抓到什么书我都要复习。 上海也寄来了多份复习资料。 因为很多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机会考上大学。

有一个复印件。 例如代数、几何等。 我们高中的时候都学过这些文案，但是周围更小的知青中有很多人几乎没有在中学完成像样的学业。 有些人在小学也没怎么读过。 于是他们在复习的时候来问我们这方面的知识。 我发现，这些复制品对我们来说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都学习了。 因为那个对他们的复习有帮助。 形成了这样的气氛。

到了正式申请的时候，我想试试。 我和妻子都去了乡下认识蓝。 她在农场的学校教书。 我在农场的农机工厂当厂长。 工作也很忙，有空的话就稍微复习一下。 没有必须进入大学的想法，也不认为这件事有特别的难度。 在那里接连看到了数理化。

1977年考试的结果，我们终于体会到了人生中第一次的高考。 我考了文科，成绩也相当好。 之后，也有去体检的通知。 考试结束了，可以参加体检了。 但是，那个体检对我来说是痛苦的记忆。 我得过肝炎。 这在那个时候相当普遍。 但是，因为很快就被判断为体检不合格。 我有血压有点高的朋友。 其实吃药降血压很容易，但那时没想到会刻意控制体检结果，所以体检卡非常紧，没通过。

当时我们的农场在安徽，但我们的组织关系又在上海。 我们后来希望当地越来越多的本地孩子能上大学，如果我们被大学录取了，就会占他们的名额。 所以我们当时没能通过很多上海知青体检。

高考不及格后，我们也不成问题，继续工作，在小家庭里又继续生活了。 接着，又流传着可以继续考试的说法。 所以我们再申请一次。 到了第二次考试的时候，我和我妻子考得很好，我们的名额也被转移到了上海。

那次考试中途，我们农场有30多人合格，发挥得很好，而且基本上是连队干部和生产骨干。 在其他很多地方，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知识的不足。 但是，对我们农场来说，只要是招聘者都被释放了，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会。

合格后，还有一种感觉。 一个是之前没想到能上大学，太突然了，另一个是担心至今为止的变量太多了，到最后一刻为止有没有变化。 所以，我觉得到达复旦大学，分配宿舍，进入课堂，真的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

四年间“读了三个专业”

nbd :你报考了复旦大学的历史学科，同时通过了。 从你的家学起源和目前从事的工作来看，你和信息领域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了。 那么，你是出于什么理由选择了历史系？

曹景行:要说选择专业，现在考上了大学，可以选择的专业很多。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候，文科最好的专业是中文和历史。

当时复旦大学的历史系很有名，在学校里历史系是最强的文科专业。 所以我没有犹豫。 比起中文我更喜欢历史，我也读过历史书。 在农场的时候，翻得最多的是历史书和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那个时候印刷了许多大字本的历史书，包括二十四史在内。 当时农场这样的书不少，也没多少人读，所以我读了哪本书？ 所以选择历史系几乎是必然的。

当然，如果之后有新成立的专家的话，我也有可能去。 比如我们历史系开考古学科的话，我应该选这个读。 如果我们的经济系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我也会考虑。

我觉得我以前经常读我的历史书。 那是因为读书的时候，我可以把时间放在历史以外的行业。 例如，我追了古文和外语。 我的读书方法是用英语原书读世界史，用古文原书读中国史。

后来，到了1979年，经济学系成为世界经济学专业。 于是，我把所有的正式课都得了分数。 国际关系我也得了一部分分数，但第一是最重要的课。 因此，那几年我不仅读了历史，还读了两个专业，所以一共可能有180个学分，但通常大学的四年是120个学分。 总之就是多读。 这是我之后很有影响，很有用的基础知识。

后来，我越来越清楚，我可能不从事历史学的研究，而转向世界现代的研究。 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我们的新闻渠道还在关闭。 那是因为我们必须读书了解世界。 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看书上。

恢复高考的初期是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

nbd :你体验过的刚刚重新开始高考的大学怎么样？ 它们有比较突出的优势吗？

曹景行:我认为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有两个黄金时期。 其中之一是抗战的西南联大时代。 其二是恢复高考后的三个时期。 为什么？ 这和当时的时代有关。

在刚恢复高考的三年左右，大家其实不太知道高等教育到底该怎么办。 那时的老师，大部分人多年都不被允许教书，但如果现在再次走上讲台，他们想教他们知识。 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环境孕育了那几年的黄金期。

我特别记得当时有几个老师。 例如，我们的专业英语老师陈仁炳，他自己挑选了文本，用油印的方法制作了教材。 上课时，老先生坐在那里，非常热情地告诉我为什么选择了这篇文献，这篇文献的作者是谁，从哪一章中选择的，以及这篇文案的价值。

这样的老师有好几个。 我十年前去印度采访，写了采访笔记。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说这本书是“我迟到的作业”。 这是因为当时教印度史的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他告诉了我们印度历史的框架和概念。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印度完全不了解，但是他的道路指引得很好。

总之，这些老师不仅想做自己的研究，还想利用最后能够走上讲台的时间，把他们的学识传授给我们的学生们，所以那时的师生关系也非常密切。

对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显然也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那个时候，我当了四年班长。 班长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读书。 我们属于最年长的团体。 有很多和我相差6岁或7岁的学生。 而且，也有离开12岁的学生。 不管年龄有多大差别，总之我在学校里整天拼命读书。 这气氛很好。

我们刚才也说过，那时的大学生“不同年龄在一起，不同经历在一起”。 例如，有些人直接来自农村，有些人已经结婚，有些高中还没有毕业。 这样的混合可能符合大学的精神。 大学本来应该是各种背景的人交流融合的。 比起像现在这样比较单一的人高中毕业，经验也少的人在一起，这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