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要作者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时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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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可愚每经陈旭

南京市马鞍山路和这座历史名城的大部分道路一样，被挺拔的梧桐树所覆盖，周围被安静的居民区所包围。 但是，路过的行人常常不知道，在这条看似普通的路边小巷里，隐藏着见证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老人胡福明。

追溯到40年前的1978年5月11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家”的名义发表的文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由此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同年召开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份复印件的第一作者是当时在南京大学教书的哲学老师胡福明。

胡老为什么决心写这个《石破天惊》的副本？ 这个复印件是怎么召集公众会议发表的？

日前，《每日经济信息》(以下简称nbd )记者前往南京采访这位宝贵的历史证据人。 虽然年事已高，但一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诞生的全过程，胡老的声音就变得响亮了。 历史在他的叙述中生动了。 这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也是中国人共同见证的一大历史。

经过记者李可愚的拍摄

贫农的孩子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

nbd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石破天惊的理论文案。 在写这份复印件之前，你是怎么走上哲学和理论研究的道路的？

胡福明:我来自无锡，1935年农历6月19日出生，是一个来自贫困农民家庭的孩子。 当时，家里有三亩地，也种了一亩半的地。 一家八口，小时候经历了八年抗战。 每年春天一到，家里就会持续青黄不接，光靠蔬菜混米糠过日子，到了夏天就先吃南瓜充饥。 小时候在豆油灯下看书，所以连煤油灯都买不到。

1941年，我开始上小学。 成绩很好，之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但是没有上中学的钱。 这个时候，我们在附近的城镇组了一个中学班。 我爸爸看我身体不好，想让我当小学教师，让我去上初中班，半年学费一石米。

这样读了一年，第二年交不了学费了。 后来，镇上一位小学教师告诉我，我的学费要从他的工资里扣除，我就这样继续读书。 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地下党员。

1949年4月，无锡迎来了解放。 我也参加了革命，9月之前加入了团。 之后，当地的私立中学变成了公立中学，从二年级开始接受补助。 初中毕业了。 1951年夏天，虽然初中毕业了，但是没有去高中的钱。 1952年春节前，我和几个同学去无锡市工作。 有个同学建议我考无锡师范。 考试后真的通过了。 那时，在师范学校学习有一个好处。 不学习杂费、书费、住宿费，是公费。 饭菜很好。 早上也有米饭，油条点心。 晚上用电灯看书。 我很高兴。 这是前所未有的好日子。 因此，我读书很用功，当了班长。

1955年初，师范春季班毕业，我也入党了。 当时我在被分配到南京的江苏省总工会工作。 具体是总工会的工会干部学校。 于是，我还在白天工作，晚上看书。

那个时候我没有去过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只去过一次雨花台。 还记得清明的时候带学生去吊唁烈士的时候。 我没有参加那个时候学校的舞会和电影，每天晚上几乎都看书。 因为我觉得我的知识还不够。

到了1955年5、6月，当时国家发出通知，要求机关中具有高中文化的青年干部报考大学。 国家正在进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必须培养人才。 我也看到了这个通知，做了大学的梦。

我向学校领导提出希望考大学。 校长和书记都同意，说:“你是读书的材料，我很喜欢读书，可以去。” 于是我在南京报名了，同时参加了考试。 在填写的3个志愿者中，我填写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

到了8月下旬，我收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因为被第一志愿录取了，所以我很高兴。 的领导马上同意了，允许我去。 我的同事和同学们知道我家很难，主动在我上学后，每个月给我家寄补助金。 我很感动。 所以说我是由党组织培养的，这是真心话。

到了北京，经过组织考察、同学们的评议，我拿到了全额的补助金。 当时北大中文科下有两个专业。 一个是中文文学专业，另一个是信息专业，我是在信息专业学习的。 信息专家的好处是可以接触社会广大群众和各方面的人，进行调查研究。

读完信息专业后，我想学哲学。 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做法论，养成注意社会、注意人的科学做法。 要成为好的信息记者，必须把握时代的特征，正确理解形势，理解人民的声音。 于是，我开始认真阅读实践论和矛盾论。 我去上了列宁哲学笔记和黑格尔哲学等哲学系的课，但是当时很模糊，不太清楚。

1959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毕业。 领导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你喜欢读书，也喜欢读哲学。 现在中央指示培养理论干部，在人民大学开了哲学研究班，所以我们觉得你可以去这个研究班。 我们都听从了组织的分配，所以就去了。 我一共读了三年的研讨会。 研究班毕业后，我来到南京大学工作。 首要任务是教授哲学。

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代的要求

NBD :到了1978年，为什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案？ 这个拷贝产生的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案是时代的产物，是按照时代的要求产生的，这是非常确定的。

这个文案产生的时代背景需要追溯到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我感到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我认为中国面临着历史的伟大转折，旧的理论和指导思想需要否定，必须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为知识分子，我问自己能做什么。 我认为在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可以在思想理论方面做一些工作。 当时，我在南京大学的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几份复印件。

例如，1977年，我写了一份副本。 其中，我认为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党和人民的首要任务。

之后，我又写了文案，讲述了“唯生产力论”。 当时有人批评“唯生产力论”，我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我的理由是这样的。 “唯生产力论”的“唯”其实是“第一性”和本源的意思，并不是说除了生产力什么都没有。 正如《唯物论》一样，并非只有物质，没有精神。 只是说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 “唯生产力论”是指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生产力是根本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因此，我认为“唯生产力论”是科学的，是生产力第一的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如果社会停止生产一个月，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 之后，我的这份复印件曾在1978年3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摘要发表。

其次，他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为什么要写这个复印件？ 我认为一直以来所谓的“天才论”“顶点论”都是理论界的指导思想，依然延续着那样的错误观点。

1977年初，《两报一刊》曾发表过“学好文件拔河”的社论。 里面有“两个全部”的说法。 我是情报学出身，看了这篇社论，意识到这代表了当时的首要指导思想。 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 我认为根源在于“两个众生”和“顶峰论”。

我认为必须从思想上批判和否定这个理论。 但这很困难，毕竟是《两报一刊》的社论提出的。 但是，批评“高峰论”是很好的。 于是我写了这个复印件。

首先，我认为领导的决定和指示是否正确。 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必须被实践验证。 也许是对的，也许是不正确的，必须结合实践来看。 所以我的观点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句话“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从这里延伸了主题。 那么，如何陈述这个看法呢？ 我被分成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认知论的普遍大体，要反复实践:它适用于自然科学行业、社会科学等行业，以及路线方针政策，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被实践检验正确的才是真理，被实践检验不正确的都不是真理，都应该被否定和修正。

第二部分，马列主义是否正确，还需要经过实践检验。 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东西才能纳入马列主义的范畴，但是这个说法在当时就会被扣上“帽子”。 所以我换个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的领导人，都是自己用实践检验自己的原理，创造出快速发展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符合实际。

第三部分是批判“天才论”、“顶峰论”，实际上是反对“两个全部”。

这就是我写这个复印件的目的。 要相信经实践检验的正确观点，不要盲从或迷信。

我构想到这里了。 框架已经出来了。 主题决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复印大纲写好之后，开始写文章。

1977年7月，学校放假，我开始全力以赴地写这份复印件。 到了8月，看了当时党代会的报告，还是多次看到过去的观点，我想我的复印件应该马上拿出来。

这个时候学校就要开学了，我在考虑发送复印件。 当时在发送复印件之前必须再复印一次，不像现在这样有电脑。 发给谁？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不敢送。

想到了《光明日报》记者王强华。 以前，也就是那年5月，江苏理论界在省委党校召开了理论讨论会。 在会上，我发言说“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休会时，有个同志向我介绍了王强华同志。 王强华对我说:“北京有和你看法相似的同志。”“给报纸写新闻稿。” 这是原稿。 没有出现主题。

因此，我在写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想到了王强华。

文案发送后，收到了久违的信。 到了1978年1月下旬，《光明日报》终于来信，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几个大人和王强华的来信。 信中说，我们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想说什么。 要用的话，请稍微做一下。

当时寄稿子靠邮局，没有传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在南京大学多次写作修改，文案的大纲通过邮局在北京和南京之间传播。 这是因为，从保存的副本的大样本中可以看出，任何大样本都有日期。 必须证明的是，之后王强华的来信对文案的修订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更接近现实，更具有战斗力。 很明显，对文案的要求开始从温和变为激进。

1978年4月下旬，我去北京参加哲学研讨会。 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王强华迎接我来到光明日报社，会见了总杨西光同志、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同志，以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老师。 我在人民大学研究班学习的时候，孙老师给我们讲了《周易》。 因为我多年没见过他了，所以见面之后当然很高兴。

见面后，杨西光带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说:“今天请大家来讨论这个文案。 这个副本原本预定在4月2日的哲学副刊上发表。 我读了之后，觉得这个复印件非常重要。 放在哲学刊物上发表很可惜。 作为重要的拷贝，需要放在第一版上发表，但需要修改。 要加强对比性、战斗性，必须写得更严谨。 不能梳辫子。 今天，请大家来是听听大家的意见。 听说党校也写了同样主题的复印件。 所以请孙长江同志一起参加讨论。

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见，杨西光最后陈述了撰改意见。 我总结的有两点。 一是提高对比性、现实性，提高战斗力。 第二，要仔细推敲，更加严谨，不要给人以柄。 从那以后，我白天参加会议，晚上编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天早上，《光明日报》的司机拿走了我编著的大样本，傍晚又把重新排版的大样本发给了我。 这样被修订了几次。

哲学讨论会结束后，我搬到了《光明日报》的招待所，继续做文案。 那时，杨西光同志刚到《光明日报》不久，就和太太一起住在招待所。 在此期间，杨西光先生几次来看我，了解我制作文案的情况，并和我进行了交谈。 他告诉我，组织部门的领导派他去《光明日报》工作，是希望他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 杨西光说:“怎么改变姿态呢？ 从发表这个复印件开始。 ”他指着桌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人说。 由此可见，杨西光同志确实非常重视这个文案的编撰。

五一节快到了，杨西光同志又来看我了。 他说:“胡先生，我要和你谈谈。 现在的大样本上登载着你的名字。 复印件公开发表的时候，没有你的名字。 以本报特约评论家的名义发表。 我们没有答应你写这个复印件。 是你自己投稿的。 我现在就聘任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家。 你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家。 你觉得怎么样？ ”

我马上说:“可以。 如果文案公布，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杨西光后来告诉我已经商量过了。 光明日报》公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总公司于同日发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于次日转载。

到了这一步，我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案，从我个人的行为中，迅速发展成了全国主要情报机构和中央党校的联合行动。

五一节前，我回南京，接着给学生补课。 一天早上，我和妻子在厨房做早饭。 很高兴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光明日报》宣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复印件从准备就绪到发表已经一年多了。

随后，我认真阅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的结论是两点。 第一，文案的基本论点没有变化，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同志等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老师等对文案进行了很好的修订。 他们把第一部分关于理论指导实践的一节扩大到了第二部分。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大体。 这些撰改都提高了文案的水平，提高了战斗力。

因此，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在编纂过程中吸取了集体智慧。 标题上加的“唯一”是谁加的，现在查了一下原件，明白了是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三人改写原稿时加的。

苏南改革探索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nbd :这篇文案发表引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那一年，你是怎么参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

胡福明(改革开放之初，江苏苏南地区发展迅速。 我本着省委的精神，在省社会科学院组成苏南现代化课题组，对苏州、无锡、常州三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状和快速发展经验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判断，研究了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指标体系和指导思想。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苏南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 我国是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东中西部快速发展不平衡，各地资源环境交通基础设施差距也很大，同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能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能逐步快速发展，每个地区都要实现现代化。

从我国现状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青岛至大连的环渤海湾地区和深圳、珠海、广州地区更接近现代化。

一个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不能单独快速发展，而是全国的一部分，只能在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范围内展开。 但是，在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有可能先行一步。 研究苏南率先现代化，对于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探索作用。

我们认为从地区现代化到全国现代化是客观规律。 因为这项研究需要苏南现代化，是有益的。 因为苏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实现了小康，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作用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调查研究苏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和经验，研究探讨经济社会进一步快速发展的任务、问题和快速发展方针，研究苏南现代化的各项指标，有利于苏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苏南如果能率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效，发挥模范作用，就能激发苏南乃至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和勇气，团结奋斗，中国就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三，苏南率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和经验教训，成为各地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参考，通过先行者为接班人探索道路，可以少走弯路，提供经验教训。

第四，苏南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一部分巨大成果作为税收提交给国家，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后发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

苏南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是要多次实事求是，积极稳步前进，避免急躁冒进。 当时我一直很重视乡镇公司，经常去苏南地区调查，认识了乡镇公司的创始人、市、县、乡镇和村负责同志。 我在省委党校工作期间写了一本小册子《苏南乡镇公司的崛起》。

苏南工业经济的主要部分是乡镇集团公司，无锡、常州的国有公司本来就很强，但大部分转移到三线了。 乡镇公司来源于农村大规模工业，制造农具和农业机械，调整大部分停止。

在之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国有公司停产半停产，日用工业品出现买方市场，乡镇工业再次崛起，皇帝女儿不愁嫁，乡镇工业产品畅销，农民用从乡镇工业赚来的钱补贴农业，增加了农业高产低效的问题。 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设农业。 为了迅速发展乡镇工业，农民从上海、无锡、常州等国有公司聘请工程师、技术人员、老工人星期天到乡镇公司指导，称为“星期天的工程师”。

乡镇公司是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创办的，不是国家投资兴办的。 所以，我在《苏南乡镇公司崛起》一书中，称乡镇公司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军队，称之为异军突起。 这是优势之一。

其二，乡镇公司的原材料、资金、设备、人才、销售都是通过市场处理，在计划体制之外运营的，所以乡镇公司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创新者。

总之，乡镇公司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人民群众最初精神的产物，也是人民群众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 当时乡镇公司的精神是“四千四万”的精神。 千山万水之旅，说千言万语，尽千辛万苦，尽千手。 这是当时乡镇公司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