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中国自2009年进入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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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是一种全球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结束了被称为“大稳定”的旧常态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认为，“新常态实际上是世界性的现象”。

李扬说，新常态之前，世界正处于经济学界称为“大稳定”的旧常态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持续了20多年。 “大安定期，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经历了难得的好时光。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 而且，经济循环波动的特征明显减弱。 ”

李扬分析说，2007年初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使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称世界经济新常态有五个特点。

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 数据显示，1992年至2007年，欧元区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2.08%。 2008年和2009年，年均增长率降至-2.03%。 从之后的一年到2019年，其年均增长率预计只有1.12%。

在“杠杆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困境。 这次危机根本上是由各经济主体负债率过高引起的。 经济从危机中恢复，要求降低债务率，即去杠杆化，而去杠杆化过程会产生经济收缩，反过来阻碍经济恢复。 李扬说:“这是因为各经济主体获得新的资金后，往往将其用于偿还债务，从事费用、生产、投资等‘正常’经济活动，经济收缩。”

贸易主义加剧。 在经济普遍停滞、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推进贸易保护成为许多国家的优先事项。

各国的政策周期不同步。 李扬说:“目前，美国、英国等国在推行了一些量化宽松后，开始退出，但欧洲和日本的量化宽松依然盛行。” “这将为国际投机资本‘息差交易’提供合适的温床，引发国际游资大规模跨境流动，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全球治理出现真空。 “2007年以来，大部分全球治理机构和治理机构都失灵了。 李扬说:“在全球经济新常态下，应着力重构全球治理。”

结构性减速是第一个特点

中国经济从2009年开始进入新常态，由于4个因素导致了结构性减速

李扬认为，中国经济从2009年开始进入新常态，其首要特征是结构性减速。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预测，从年到年、从年到年、从2021年到2030年三个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7.8%—8.7%、5.7%—6.6%、5.4%—6.3%。

李扬分解，导致结构减速的主要因素有四个: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过去30多年，我国大量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等一次产业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制造业等二次产业转移，这带来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加快，出现了结构性加速现象。

“目前制造业已接近饱和，人口、资源等正在向以服务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转移，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低于制造业。 在中国，由于服务业众多低端，这种生产率差距更为明显。 那样的话，整体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率下降，也就是结构性减速。 ”。 李扬说。

――要素供给效率下降。

劳动、资本、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大要素。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以前流传的廉价劳动供给模式结束，劳动力价格逐渐上升。 这就是近年来人们常说的人口奖金的消失，”李扬说。

从资本投入来看，由于老龄化、之前流传的工业化结束、费用率缓慢提高等因素，中国的储蓄率开始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

李扬坦白说:“此外，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慢是我国经济的绝症，至今未见明显改善。”

――创新能力落后。

目前，中国越来越接近国际科学技术前沿。 “此时，由于海外没有可学习的东西，或面临咄咄逼人的竞争，发达经济阻滞开始了技术封锁。 李扬说:“中国必须从依赖技术进口全面转向自主创新，但这种转变非常不容易。”

——加强了资源环境的限制。

李扬说，资源环境一直被认为是我们可以“忽视”的外在因素，但空中雾霾多年未消，食品中重金属全面超标，饮用水全面污染等，挑战着以前流传下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方法。 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函数中就内在地增加了资源环境制约的负面因素。

新常态带来新的挑战

投资机制亟待完善，杠杆化任务艰巨，城市化面临转型，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

李扬认为，新常态“落石”了我国稍深的结构性问题，构成了未来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挑战。 他阐述了新常态下的四大挑战:

其一，投资机制亟待完善。

中国经济长期遭受“投资/增长/过剩”的悖论之苦。 也就是说，增长高度依赖投资，投资导致了产能过剩。

鉴于短期内难以实现较大增长，外需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对经济增长做出较大的正面贡献，从今后相当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高度依赖投资。 李扬说:“因此，新常态下依然不能忽视投资的重要作用，要认真研究投什么(投资行业)、谁投)、资金来源)等问题。”

其二，去杠杆化很困难。

李扬说:“如果用实体经济部门的总负债和gdp之比来计算杠杆率，我国的杠杆率从2008年的170%迅速上升到了去年的215%。”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公司债务率过高的问题。 年，我国公司债务与gdp之比达到113%，超过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等国，超过90%的国际警戒线。

李扬认为，要举债，就必须转变以间接融资为中心的融资结构，进一步改革国有经济，遏制软预算约束下的高负债趋势，进一步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

其三，城市化面临着变革。

一直以来流传的城市化主要是从“城市人民”角度规划的城市化，重视城市规模扩大，享受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以土地为生产要素的合理报酬，促进城乡就业，保持农业协调快速发展等

李扬说:“新常态下，必须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快速发展方式、实现城乡一体化入手推进新型城市化，其重要意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

其四，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

李扬认为，与以往不同，此次房地产市场下跌的导火索不是政策方面，而是城市住宅市场内供需结构的深刻变化，其下跌趋势可能会持续3至5年。

“应对房地产市场调整的短期对策是，全面清理近年来重合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选择与不合适者相矛盾的人放弃，目的是让市场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长期以来，房地产市场的“顶层设计”需要加快。 ”李扬说。

新常态中含有新动力

新常态再次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也给了战术机遇期的新副本

李扬说:“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新常态孕育着革命性的转变。” 从全球来看，新常态意味着供应链重组、经济结构调整、治理体系重构和大国关系重构。 在国内，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 “经过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将从根本上摆脱投资导向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走质量、效益、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道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李扬认为，新常态再次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给战术机遇期带来了新的拷贝。

常态有助于“榨取水分”。

李扬说:“我国经济中的水分，首先必须从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方法中寻找。”李扬说，如果投资不能顺利形成生产能力，就会变成“胡子工序”和“豆渣工序”，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 投资形成了产能，但当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发生时，相应的增长率也是水分。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增速减速，这些水分将不断被压缩和挤出。 ”

常态有利于创新驱动。

新常态下，由于投资、出口等以前传下来的因素不再可靠，中国经济将不得不转向创新驱动的新轨道。 这是我们多年来所追求的结果。

新常态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李扬认为，新常态削弱gdp考核机制，将比较有效地抑制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投资冲动，长期存在的“越位”“缺位”问题也具备了处理条件。

新常态也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李扬说:“只有在不紧张的宏观环境下，才能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实质性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另一方面，如果过分追求速度，就会高度依赖投资，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时间占主导地位，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过高，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所有者的收入占比变低，收入分配不公平。 如果这个构图持续很久，就会造成“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来越没钱”等现象，从而固化社会阶层和优势的构图。 新常态下，速度没有那么被重视，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公平和包容性增长。 ”

新常态包含着快速发展的新动力。 要发现、挖掘和运用这些动力，就需要革命性地调整旧常态下的快速发展方法。 李扬说:“改革是新常态的主旋律。” “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各国也开始了‘改革竞争’。 对改革认识最深、战略最完善、意志最坚定、成效最明显的国家，将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 ”(来源:人民日报)

原文链接: finance./ China/1201/0745 2096262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