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货币政策边际宽松恐难挽回社融增速下滑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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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半年报刚刚发表，最近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发力促进经济稳定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围绕目前社融增长率下跌、公司举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每日经济信息》(以下简称nbd )记者采访了新时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东。

潘东表示，当前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首要压力是实现举债和缓解公司债务风险的难度。 如果用紧缩货币政策的方法去杠杆化，不履行债务的风险就会增加。 货币政策放宽后，国有公司、地方融资平台受到预算软约束，资金流向这些公司，杠杆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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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 )货币政策继续向边际宽松方向调整，能否恢复社融增长率的下降？

潘东: 6月信用大幅扩大，但社融增长率下跌至9.8%。 这表明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宽松，可能难以挽回社融增长率的下降。 这必须能够完全转移到表内用于表外融资。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一些房地产公司、地方融资平台使用表外融资本身是为了规避金融监管，该分支机构被限制信用投入，表外融资收缩后，无法获得信用。

二是商业银行受限于资本充足率、存款规模等指标，无法大幅扩张信贷，完全承接表外融资。 另外，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公司、产能过剩国有公司信贷受限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信用违约风险比较高，因此为了规避风险，银行的舍不得性很大，也不利于信贷扩张，进而不利于社融增速回升。

nbd :货币政策传导目前面临哪些障碍？

潘东:目前货币政策传导面临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国有公司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另外，银行也倾向于向风险较低的国有公司注资，国有公司占用大量资金资源，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二是各级政府不断通过降低定向、加强mpa考核等方法，向民营公司、中小微型公司引导流动性，但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偏向风险较低的公司，民营公司、中小微型公司自身抵押品不足、财务制度不完善、 由于生产经营新闻不透明等原因，风险比较大，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再加上国有公司的信用挤出效应，最终导致民营企业、中小微型公司

第三，虽然货币供应量指标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弱，但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仍然是m2、社融等数量型指标，由此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地影响最终目的。 另外，我国正在努力向价格型货币政策管制过渡，但我国的利率走廊还很完善，债市的快速发展程度也不充分，由于政策利率等原因，价格型货币政策管制的效率也很低。

nbd :在杠杆化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许多公司的债务风险日益显现。 请问现在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

潘东:当前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首要压力是实现杠杆化和缓解公司债务风险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我国国有公司、地方融资平台杠杆率比高，是结构杠杆的要点，如果以收紧货币政策的方式进行杠杆化，民营企业等低杠杆化公司也无法获得资金，不履行债务的风险就会加大。

另一方面，为了缓解公司债务风险，货币政策一旦放宽，由于国有公司、地方融资平台有预算软件约束，资金将流向这些公司，杠杆率将上升。

nbd )在高杠杆化条件下，化解重大风险将成为攻坚战之首，但杠杆化不能为时过早或为时过急。 债务杠杆作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目前存在的瓶颈在哪里？ 你怎么把握杠杆的节奏？

潘东:对债务杠杆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来说，目前存在的首要瓶颈是，杠杆化节奏过快或过慢，可能会引发严重问题。

杠杆率过快可能产生的结果有两个方面。 一是容易使公司陷入“债务-通缩”的陷阱，产生“处理风险的风险”。 二是年中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但在年外部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举债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在跟随恶化。 公司过度举债，一方面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另一方面加剧我国债务风险，增加失业率，不利于社会稳定。

但是，如果杠杆化太慢，杠杆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最终导致债务风险上升，引发更严重的危机。

我国国有公司等部门的杠杆率很高，是由我国特殊的金融制度、经济制度决定的，货币政策等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不太能应对结构性问题，举债要把握节奏，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稳定，过度放松和过度收紧 另一方面，要扩大金融业内外开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快速发展直接融资，完善的财税制度等，通过改革杠杆化。